1978年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三首》，即《贺新郎》《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贺新郎·读史》，并附有《贺新郎》手迹，写作时间标明为“一九二三年”。198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选》，《贺新郎》的标题仍为《贺新郎》；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收入“正编”，改题为《贺新郎·别友》。这是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话别之作，抒发了难分难舍的夫妻情和为共同理想不懈奋斗的同志情和战友情。

毛泽东诗词研究界基本认同这一判断，有些毛泽东诗词版本甚至直接将其标题写成《贺新郎·赠杨开慧》(如吴廷贯著《毛泽东诗词助读》，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 年11月版；刘济昆编著《毛泽东诗词全集》，海风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11月版)，或《贺新郎·赠别杨开慧》(张仲举编注《毛泽东诗词全集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然而，彭道明在《书屋》2001年第2期发表《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一文(以下简称彭文)提出质疑，认为这首词是赠给陶毅(字斯咏)的。徐焰在华艺出版社2021年1月第1 版的《毛泽东诗词中的历史波澜》一书(以下简称《历史波澜》)中，说是“同陶斯咏‘挥手从兹去’”，也认为是赠给陶斯咏的。那么，《贺新郎·别友》究竟写给谁，有必要予以澄清。

(资料图)

三份手迹显真情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记载：1923 年12月底，毛泽东“奉中央通知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贺新郎·别友》词赠杨开慧：‘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第一卷也记载：1923年9月，毛泽东由上海回到湖南。“这次回湘，毛泽东和杨开慧仍住在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二十二号。开慧上有老母，下有孩子，负担很重，生活清苦。毛泽东回来后她格外高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毛岸青也于十一月降生了。可是刚住了三个月，毛泽东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离湘赴上海。临行前，毛泽东强抑感情，作《贺新郎》相慰。”

《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所引文本与《人民日报》发表的手迹相同。现在通行的文本，都以该手迹为底本，只是改动了其中的笔误，如“前翻”改为“前番”，“环宇”改为“寰宇”。

1992年12月《中国风》创刊号刊载了该词的另一幅手迹，是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书赠丁玲的。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手迹相比，词牌名为“贺新凉”；“苦情重诉”为“惨然无绪”；“前翻”为“前番”；“人有病，天知否？”为“曾不记：倚楼处？”最后四句则是“我自精禽填恨海，愿君为翠鸟巢珠树”。“贺新凉”是“贺新郎”的别名，这幅手迹可能更接近于原稿。它印证了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的记述：“有时他(指毛泽东)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者背诵他自己的诗词。有一首是怀念他的第一个妻子的，她已经由于是他的妻子而被国民党杀害。”白黎在《中国行——记史沫特莱》一书中记载：“毛主席……也满怀深情地讲述了他和杨开慧的爱情。讲述完，毛主席还低声吟了一首怀念杨开慧的诗。”史沫特莱在1937年春是由丁玲陪同从前线回到延安的，可惜史沫特莱没有明确说明词的具体内容，极有可能就是丁玲珍藏的《贺新凉》。

1996年9月，中央文献研究室把这首词收入《毛泽东诗词集》时，注释道：“本词最近发现作者有一件手迹，标题为《别友》。这首词是作者写给夫人杨开慧的。”1997年6 月，线装书局出版的《毛泽东诗词手迹》收录了这幅新发现的手迹。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手迹相比，这幅手迹标明了“《贺新郎·别友》，一九二三年”；“苦情重诉”为“满怀酸楚”；“前翻书语”为“前番诗句”；“人有病，天知否？”为“重感慨，泪如雨”；最后四句则完全不同：“我自欲为江海客，再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坠，云横翥。”据郭思敏主编的《毛泽东诗词辨析》介绍：“这是1961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书屋书赠副卫士长张仙朋的。”

夫妻误会不足奇

《贺新郎·别友》精细婉转地表达了作者与杨开慧依依惜别的深情厚意。上阕写诗人与杨开慧即将离别之际无限依恋的惜别之情，下阕写离别时的所见所感和眷恋之情以及共同投身伟大革命的豪情壮志。全词围绕一个“别”字来铺写，从话别、送别写到别后，始发于情，而终归于理，落笔于别情，收笔于革命。脉络分明，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堪称是爱情词的千古绝唱。

《贺新郎·别友》发表之后，“知误会前番书语”是怎么回事，引发了人们的不同解读和揣测。毛泽东与杨开慧相识相知、相恋相爱，是在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下，壮怀激烈的热血青年自由恋爱、情投意合的自然结果。伟人也罢，普通人也罢，夫妻之间出现误会实属平常。关于“误会”的具体缘由，史一帆编著的《激扬文字》(长虹出版公司2007年1月版)、罗胸怀著的《毛泽东诗词传奇》(新华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刘汉民著的《毛泽东诗词佳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等书，都解释说是因毛泽东抄赠《菟丝》而引起。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为湖南的党组织建设和革命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毛泽东婚后的几年，可谓温馨甜蜜。但他没有沉湎于家庭生活，四处奔波是他的生活常态，聚少离多是他的必然付出。1921 年冬，毛泽东租住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22号，作为党的秘密机关。1922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他先后发动和领导了粤汉铁路武长段、安源路矿、长沙铅印、长沙泥木等十多次大罢工。1922年10月24日和1923年11月23日，毛岸英、毛岸青相继出生，可毛泽东依然一心扑在工作上。

杨开慧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她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身兼秘书、机要、文印、联络、总务等多种职务。为了便于照顾，她把母亲向振熙接来清水塘同住。杨开慧忙里忙外，但她毕竟是一个感情细腻的女人，渴望得到丈夫的关心体贴。而毛泽东则认为这是儿女情长，会削弱革命意志。为鼓励杨开慧增强独立能力，毛泽东抄写了元稹的《菟丝》赠给杨开慧：“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樵童砍将击，柔蔓与之并。”见到赠诗，杨开慧感到十分委屈，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觉得毛泽东把她比作“菟丝”，是轻视她，夫妻间产生了矛盾。毛泽东也觉得此举欠妥，几番解释，“过眼滔滔云共雾”，两人重归于好。“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言为心声，既是感情上的海誓山盟，也是理智上的深情抚慰。《贺新郎·别友》倾诉的是一种复杂而又矛盾的深刻体验：一方面难舍难分，写得缠绵酸楚、黯然神伤；另一方面毅然前行，写得坚决果敢、器大声弘。

臆测质疑难为凭

《贺新郎·别友》发表之后，词中的一些细节引起了人们的一些揣测和疑问。而以彭文最为典型，提出了颠覆性的意见：这首词不是赠给杨开慧的，而是赠给陶毅的。《历史波澜》也持这一观点，但因循彭文的推测，未提供新的史实。

彭文提出的几点质疑是：其一，以毛氏的文字功力和行事的精细，怎么可能把“妻”与“友”混淆不清？其二，不同文本中的遣词造句不像毛氏风格，甚至与整首词的意境风马牛不相及，所绘场景不像是夫妻分别；其三，20世纪80年代，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谈起这首词时，曾说这可能是赠给陶毅的；其四，1923年12月底，毛、杨都不在长沙，二人没有见面机会，亦无分别之时；其五，杨开慧从未见过这首词，也从未提起过这首词。

彭文刊发后，引起了毛泽东诗词研究界的注意，但赞同者并不多，倒是引起了一些辩驳。陈漱渝在2003 年10月31日撰文释疑，吴正裕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12月版的《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中专门进行“考辨”。彭文的质疑，臆测成分偏多，难以令人信服。

首先，“别友”并不排斥“别妻”，“友”字有“朋友”“战友”多重含义。林冠夫、朱迪卓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书海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一书的解释颇为恰当：“毛泽东不标‘别妻’‘赠内’，坦言‘别友’，这是他有意强化与杨开慧的同志情、战友谊。称夫妻，后面必为家庭背景、生活背景，亲昵而难免琐屑；称朋(战)友，后面必是社会背景、事业背景，普通而终归正大。在毛泽东‘别友’的时代，称‘妻’为‘友’，还是很前锋、很文明、很有个性、很有深意的。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历程和杨开慧的英勇献身，都以真切的历史，印证了毛泽东这‘别友’称谓的先见之明。”

其二，三份手迹存在一些差异，这是毛泽东诗词手迹的一个特点。三份手迹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心境状态下题写的，并非逐字逐句照录。时过境迁，内心体验发生微妙变化，出现文字差异也在情理之中。读者只能根据手迹去揣度作者心境，而不能反过来根据读者偏好去倒推作者应该如何措辞。

其三，易礼容早年参加新民学会，曾与毛泽东等一起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并任经理，和毛泽东交往很多，与陶毅也很熟悉。但是毛泽东和陶毅之间的感情，纯属个人私事，他未必了如指掌。几十年之后，他也只是含糊地认为“可能”，似是而非，不足为凭。

其四，当时毛泽东的住处是长沙清水塘，就算杨开慧是在老家板仓生下毛岸青，也并不等于二人没有话别的机会，长沙与板仓之间不过几十里之遥。即使杨开慧没有到车站送别，也不能否认毛泽东启程时顿生离别之情。作品抒发的是离别之情，不能将其视为离别过程的细节实录。

其五，据杨开慧挚友李淑一回忆，杨开慧曾经提到毛泽东写给她的《虞美人·枕上》。而杨开慧从未提及《贺新郎·别友》，由此推断“杨开慧到死也没有见过这首词”，未免过于武断。杨开慧的生平记载原本就少，她又牺牲得早，仅凭她没有提及，无法断言她没有看到这首词。

陶毅其事如烟云

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谈人生经历时，谈到了和杨开慧的婚恋情况：1918 年到北京的时候，“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1920年，“我和杨开慧结了婚”。尽管话语不多，却体现了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真情实感。而对于陶毅，迄今尚未见到毛泽东承认与她存在恋爱关系的只言片语。

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1915年9月，毛泽东用“二十八画生”名义发布《征友启事》，“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这个学会即指1918 年4月14日成立的新民学会，而陶毅是最早的会员之一。

陶毅(1896-1931)，字斯咏，1916 年考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师范二班，与向警予同窗。陶毅思想激进，被誉为“周南三杰”之一。1920年，毛泽东成立文化书社和发起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陶毅都是有力的支持者和参与者。1918年和1919年，毛泽东两度离开长沙期间，给陶毅写过一些信，现在能查到的有五件(新民学会规定并提倡会员之间进行通信联络)。陶毅于1921 年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进修，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后返长沙途中，去南京看望了陶毅和时在南京的周世钊。

萧瑜(萧子升)在《毛泽东和我游学经历》中写道：“陶斯咏，湘潭乡人，是我一生认识的人中最温良、最文秀的人物之一。她在一九一四年(实为一九一八年)参加了新民学会，约在六年(应为两年)之后，和毛泽东在长沙合开了一间书店，取名‘文化书局’。他们当时深深地相爱，但由于彼此的政治见解不同，最后她终于离开了毛泽东，另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学校，名叫‘立达书院’。她大约在一九三二年去世。她是新民学会的第一个女会员，也是头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会员。”

萧瑜曾是毛泽东的好友，他的回忆有些内容不准确，但总体还是可信的。1921 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在长沙召集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开讨论会，将学会宗旨由“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变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但对“如何改造”存在分歧。毛泽东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之路，陶毅信奉“教育救国”，最终离开了长沙，毛泽东不会因政见不同而与其断交。但是1923 年底，毛泽东不可能对她说出“算人间知己吾和汝”的肺腑之言，不会出现“知误会前番书语”的情感纠葛，更难以生发“重比翼，和云翥”的强烈愿望。毛泽东此番外出，“东门”“横塘”是从小吴门外的清水塘动身，这与陶毅无关。毛泽东不可能向远在南京的陶毅辞行，不可能赋诗对她倾诉“更那堪凄然相向”的惜别之情，陶毅也不会千里迢迢从南京返回长沙给毛泽东送行。说《贺新郎·别友》是写给陶毅的，实在是与史实不符，也有悖生活的基本逻辑。协

(作者：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政协》，2023年第15期)